南方周末2023-02-04 02:15:19
对于过了不惑之年的我而言，春节的最大意义就是回乡与家人团聚，兑现“天伦之乐”，年轻人与父母团聚，孩子与爷爷奶奶团聚，一家人面对面交流，一起做饭、吃饭与拜年，其乐融融，但这更多是我个人既往的认知，这次兔年春节返回家乡F村的际遇，证明上述认识有些单纯。
F村地处鄂东丘陵山区，整体呈现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的格局，农作物以水稻、小麦、花生、油菜等为主，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，村民们纷纷外出打工。截至2023年春节，全村有17户共98人，过了春节，村里的常住人口锐减为19人，家庭收入主要倚赖于外出务工。笔者作为社会学工作者，于1月13日返乡，利用闲暇时间重点对12位村民进行了调研。
不回老家的人们：未必不爱老
(资料图片)
鸿叔在省城武汉某高校任教，兔年春节并不在家，他父亲告诉我，儿子今年携妻儿赴海南及广西旅游过年，只在年前抽空回家看望了他们。在“小家”与“大家”之间，似乎存在一些博弈，家族观念强的人，会觉得“小家”需要服从“大家”；反之，家族观念相对弱的人，会把经营好“小家”作为最重要的家庭建设任务，与留守乡下的父母或长辈间的情感交流日渐式微。
阿华在广东中山务工，已有三年没回家过年，主要是因为他广东籍的妻子很不适应湖北冬天的阴冷天气，同时也担心年幼的孩子伤风感冒。开放与流动社会中，人们的婚恋圈越来越广，跨市乃至跨省婚姻的发生概率越来越大，气候、饮食与习惯差异等形成了部分人回家过年的现实阻梗，尤其对于那些原生环境相距遥远的夫妻。
在浙江诸暨打工的阿霞今年也没有回家，她说好不容易有个假期，想睡到自然醒，想肆意地追剧、刷视频，一旦回了家，见到父母每天那么早起床，日夜辛苦与操劳，她会不好意思睡懒觉或偷懒，如果频繁看手机，父母嘴上不说，心里也难免生怨气。
于是她选择了就地过年，这样一来，她的父母会孤单一些，但客观上不用那么劳累，她也可以趁机轻松一些。没回家过年，并不代表她不孝顺，她是村里出了名的孝女，一周给父母打三次视频电话，隔三差五快递各种食品及日用品到家。在阿霞看来，平日的嘘寒问暖与关心备至，比春节期间的短暂相聚更有实际意义。
不知从何时起，过年就得回老家，变成了非必须选项。
回家的人们：有代沟或生活方式冲突
但回家过年，就100%是更好的吗？也未必。
在兰州做包工头的阿强一回到家，就忙于应酬，经常是早上睡到十点，吃毕早餐，梳洗打扮一番开车出门，与朋友各种聚，要么深夜才归，要么干脆不回家，第二天依旧延续这样的节奏。年轻人通常以“有事出门”敷衍老人，老人也不便多问。
普通打工者的春节假期也就十天或半月，但真正待在家里的时间并不多，与家人尤其父母敞开心扉愉快交流的时间更少。一些年轻人与外面的朋友无话不谈，有聊不完的天，但与父母在一起却总感觉有代沟，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。有限的在家时间，更多用在刷手机上。对于“手机控”族来说，回家过年的真实过程更像是换个地方玩手机，之前在城里玩，现在回老家玩。虚拟社交强于亲友间的面对面交流，无疑是全民手机时代催生出来的怪胎。
阿豪在北京经营一家搬家公司，每次春节也都回家，但十年前开始他就不住家里，而是住在镇上的旅店，他的原话是“我不想太晚回家吵醒父母，或被父母埋怨”，但他也承认，在城里待了那么久，早已习惯了都市生活方式与作息节奏，对农村老家的生活方式有些不适应，譬如卫生间在室外，半夜如厕不方便；碰到阴冷天，不能天天洗澡；父母天天早早起床，他不好意思晚起。久居都市的人越来越疏离家乡，故乡正在渐行渐远，所谓的乡愁更多停留在意向层面，现实里充斥着太多的格格不入。
阿乐在西安做公务员，年初三与他聊天，他说每次回家都充满愧疚感，因为父母总会小心翼翼服务着他们一家四口，想方设法做各种美食犒劳他们。阿乐一家回家前一周，老人就提前洗好被褥、床单，备好毛巾、脸盆、脚盆等；老人每天早上都是轻手轻脚做事，为的是让他们多睡一会；待到孩子们起床后，老人会迅疾把被子拿去楼顶晾晒；每晚都陪儿孙们烤火到十一点，然而平日里老两口不到七点就睡觉；“晚上想吃啥”“明天想吃啥”“中午那个菜合不合你胃口，咸不咸”，老人每天都询问儿媳和孩子们意见，生怕做得不合适；临走前的两三天，老人更是备好腊鱼、腊肉、香肠各种美食，把车尾箱塞得满满当当。很显然，阿乐的身份从家里的儿子不知不觉变成了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，他父母对待他一家四口，类似招待“贵宾”。当亲人变成了“客人”，不得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。
回村大学生：与父母成最熟悉的陌生人
阿彬是村里的大学生，正在福建一所高校念大一，父母好不容易把他培养上了大学，但他目前的状态让其父母颇感失望。受疫情影响，他已经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。他母亲告诉我，阿彬经常睡到十二点才起床，午餐当早餐，吃饭的时候也是手机不离手，经常自己一个人冲着手机笑嘻嘻，很显然，他更加热衷于与网络上的朋友互动，对近在咫尺的家人熟视无睹。一吃完，他就扑腾上楼反锁房门，继续玩他的游戏，追他的剧，聊他的天。晚饭亦是如此，玩手机到凌晨两三点睡觉，是常有的事。
上了大学，仿佛万事大吉，从此长大了，成人了，再也不想忍受父母的约束与管教，面对母亲偶尔的抱怨，他动辄以十倍的分贝音量回应，“别管我”“少管我”“我很烦，你们不要再说这个话题了”，成为他的口头禅。
“别人家的孩子”也有烦恼
阿玉在镇上的初中念初一，是班里的学霸，她告诉我她讨厌过年，村里的孩子上学的地方五湖四海，没有她聊得来的朋友，她也不相信春节短短几天可以碰到聊得来的人，她盼望开学，想早一点见到她的同学和闺蜜。她成绩优异，但还是会担心开学后的考试，看到村里其他小朋友成天打游戏、玩鞭炮，她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温习功课。
她偷偷告诉我，她想当一次学渣。作为学霸，她自然是班里的焦点，考得好，或有所突破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；一旦考不好或成绩稍有波动，老师与父母会立即紧张兮兮，“关注”“关心”“叮嘱”会如潮水般向她袭来。
她也不喜欢拜年与走亲戚：她爸在酒桌上推杯换盏，她妈在麻将场上运筹帷幄，丢下一旁无聊至极的她。无论是那些贪玩好动的孩子，还是像阿玉这种自觉自律的孩子，都存在春节期间内心空虚、孤寂无聊等普遍性问题，部分父母不能很好引导孩子们认识和了解乡村习俗与文化，部分父母忙于自己的事，无暇顾及孩子们。
长期两地分居与破裂的婚姻
坤叔这个年则过得很憋闷，他儿子长期只身一人在呼市打工，儿媳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读书，儿子在外面认识了别的女人，两个人为此闹得很不愉快，于年前背着坤叔离了婚。
春节期间，坤叔全家苦口婆心地劝儿子复婚，但坤叔的儿子执意不从：“我对她已经没感觉了，我没办法每天面对她，我不想将就，你们如果真为我好，就不要再劝我了，我的孩子和我的人生，我自己负责。”面对这样的话，坤叔一筹莫展，吵架、谩骂与郁闷，是这个家庭这个春节的主题。
整个春节假期，坤叔的儿媳带着两个孩子住外婆家，儿子于大年初二与坤叔发生激烈争吵后，一个人半夜驱车返蒙。分割型城镇化背景下，男的外出打工挣钱，女的在老家县城或镇上陪读，年轻夫妇被迫长期分居两地，严重影响夫妻感情，感情破裂、关系紧张、离婚等现象不再是城里人的“专利”，在一些农村地区广泛蔓延、屡屡可见。面对年轻人的自由选择，道德层面的说教无济于事，“劝不动”“管不了”“不想管”，是不少老人的真实心态。
失去孩子背后：乡村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
比坤叔更悲痛的还有阿凤，春节前半个月，她永远地失去了至亲的儿子。阿凤的儿子今年17岁，在县城读高二，因为在学校偷偷看电子小说被老师发现，老师批评得严厉了一些，下晚课回到家门口，不巧听到了老师给阿凤打电话的声音，孩子想到自己的成绩不理想，提高的难度较大，加之父母对他的严苛家教，一时难以承受巨大压力，便上楼寻了短见。
阿凤的儿子阳光、活泼、开朗、好动，每年春节都与我一起打篮球，比同龄人成熟与大方很多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做出这样的蠢事。
事已发生，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：
其一，一些孩子的内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强，他们展现出来的乐观与坚强往往是表面上的，内心深处其实很脆弱，某一个突发的小事就有可能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；
其二，一些孩子在读书方面能力有限，不喜读书，但依然被父母要求上高中、考大学，在家长的眼里，这几乎是农村孩子“出人头地”的唯一通道。结果经常是孩子的成绩不理想，陷于自卑，自怨自艾，家长们怨声载道，动辄对孩子严厉批评乃至打骂。
殊不知，这条路实则违背了这部分孩子发展的特点与规律，这样的境况，无疑对提高乡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、乡村职业培训与高职高专教育的水平等提出了严峻挑战和迫切要求。
当家作主的阿枝
阿枝今年28岁，嫁到我们村6年了，如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春节期间买什么菜，采购多少鞭炮及祭祀用品，哪天请客人来家里吃饭，请哪些人来吃饭，哪天去哪家拜年，提什么东西拜年，都是她一手张罗与安排，忙而不乱，井井有条。很显然，她已经是这个10口之家的主人。
但我也发现，像阿枝这样的情况反而是例外，村里绝大部分三代同堂的家庭里，家里大小事依旧由老人做主。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现象，说明年轻人虽已为人父为人母，却还没能持掌治家之道。
我小的时候，一旦孩子大了，结婚了，就有分家的习惯。打工潮背景下，很多年轻人常年在外，只有春节才回家，也便没了分家的必要。但不分家，不能成为年轻人倚仗老人、不“断奶”、不成长、不进步、不持家的理由。年轻人不应只顾赚钱，回家就做甩手掌柜，而应该主动学习各种家乡习俗，深谙诸家事的操办过程与套路，逐步从老人那里承接起当家作主的话事权，这是家庭责任与义务传承的过程。
人丁兴旺的涛伯家
涛伯家每年春节都热闹欢腾，他儿子、儿媳、孙子及孙女都回家过年，全家13口人的饭菜，总是3-4人一起张罗，一堆孩子写作业，打篮球，玩鞭炮。涛伯虽辛苦一点，但天伦之乐溢于言表，屡屡招来邻居们的羡慕与嫉妒。
毫无疑问，家庭人口数量越多，年味就越浓。众所周知，当下年轻人整体而言生育意愿尤其二胎、三胎的生育意愿不够乐观，但乡村人口的生育意愿具有更现实的激发潜能，相对于城市居民，乡村年轻人身上附着更多的传统观念，认同人丁兴旺、子孙绕膝、多子多福等，这部分人是事实性激发生育意愿的主力军，这必然要求有关部门在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方面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统筹与安排。
小结：现代化冲击下的乡村
F村很小，12个人不多，其中有不回家过年的，也有回家过年的；有成家立业的，也有在读书的；有大人，也有孩子；有过得开心的，也有不开心的，各不相同，经历殊异，但都能反映一些乡村的共性问题，是映射当前中国乡村发展与变迁的一面镜子。
他们的故事说明，春节不总是一家人团团圆圆、家门和顺的代名词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“家和”不是天然与必然的。究其根源，不同年龄与阅历的人对“团圆”“回家过年”等春节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差异巨大。整体而言，年长者比年轻人更看重团圆，乡情浓厚者比乡情淡薄者更重视团圆。家庭小型化趋势下，家族团圆让位于家庭团圆，“大家”团圆让位于“小家”团圆。
近年来，我老家流行起了家族请客轮流坐庄制，即倘若今天中午大哥请饭，今晚二哥必请饭，明天中午大姐必请饭，这样的频繁聚餐能一定程度熟络家族成员间的情感，但更多是基于面子的回礼行为，存在相互攀比的嫌疑。总体上，个体的观点与主张日渐多元与分化，且有不断强化的态势。这种多元与分化趋势让家庭成员间的代际隔阂明显，春节春节，聚而难会，团而不圆。
这提醒我们，作为社会的基础和末梢，婚姻与家庭呈现的现象与问题见一叶而知秋。
对于家庭建设的问题，我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：第一，有关方面应该对当代中国乡村各阶层与人群身上呈现的新现象、新状况、新动态与新趋势进行广泛摸查与调研，这是新时期乡村家庭建设的基础性工作。面对乡村转型过程中的新现象与新特点，我们不能一味批判否定，更不能一棒子打死，而应该理性正视、深刻剖析，才能为活络与融洽新时代乡村家庭关系提供实事求是的依据。
第二，鉴于上述现象普遍存在代际差异的共性问题，我们应当探索与构建良好、顺畅、有效的沟通与协商机制，搭建公共性的讨论与议事平台，让不同观点的人可以自由抒发各自主张与意见，进而谋求大家相互尊重、彼此理解、求同存异的良好氛围和公共生态，“有事好好商量”“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”，话虽简单，却是协调家庭关系与化解家庭矛盾的根本方略与宗旨。
（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。本文提到的人名皆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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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华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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